消息是妹妹发来的。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,久到眼睛发酸。
上一次见父亲,还是三年前的春节。他站在这个门槛前送我,往我车里塞自己腌的腊肉。“工作忙就不用老回来,”他说,“我好着呢。”那时他的背已经有些驼了,却还强撑着站得笔直。
其实我知道他不好。母亲走后,他一个人守着这老屋,守着满屋子的回忆。可我总是告诉自己,等这个项目结束就回去看他,等升职了就接他来住一段时间,等孩子大一点就带他们回来多住几天……等着等着,就等来了医院的病危通知。
父亲的书房里,至今还挂着我小学时画的画——一座歪歪扭扭的房子,烟囱里冒着炊烟。旁边用铅笔写着:“我的家”。那时父亲总会把我举过头顶,说:“儿子以后肯定能成画家。”
我没有成为画家。我成了城里千万个格子间中的一个,每天对着电脑屏幕,敲打着永远处理不完的邮件和报表。偶尔给父亲打电话,也总是匆匆几句:“在开会”、“晚点说”、“挺好的”。
有一次,父亲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地问:“你还记得你小时候,咱们在老槐树下埋的许愿瓶吗?”
我说记得,心里却模糊得很。那时我八岁,父亲说把愿望写下来埋进土里,等树长大了,愿望就会实现。我写了什么早已忘记,只记得父亲当时笑得特别开心。
“你写的是,长大了要永远和爸爸在一起。”父亲在电话那头轻声说,然后很快转移了话题。
现在想来,那句话像针一样扎在心里。我没有实现八岁时的愿望,甚至忘记了曾经有过这样的愿望。
病房里的父亲瘦了很多,躺在白色的床单里,像一片秋天的叶子。他看见我,努力想坐起来,我赶紧上前按住他。
“你怎么回来了?”他问,“工作不忙吗?”
我说不忙。其实我是请了长假,推掉了两个重要会议。但在那一刻,什么都不重要了。
我握住他的手。那双曾经能把我高高举起的手,现在布满了针孔和老年斑,轻得像一片羽毛。
“爸,”我说,“对不起。”
他摇摇头,眼睛望着天花板,过了很久才说:“是爸爸对不起你。你妈走的时候,你才十五岁。我不知道怎么当一个好父亲,只能学着她的样子,给你做饭、洗衣服、检查作业……可总觉得不够好。”
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。
记忆中,父亲确实总是笨拙的。他做的菜不是咸了就是淡了,给我梳的辫子总是歪的,开家长会时永远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。可我从来没告诉过他,其实他做的西红柿鸡蛋面是世界上最好吃的,其实他省吃俭用给我买的那条红裙子,我珍藏了很多年。
爱意来得太迟了。当我终于懂得如何去爱的时候,父亲已经老了。当汹涌的情感终于冲破这些年筑起的高墙时,时间却已经不多了。
我请了长假,在医院附近租了间房子。每天给父亲煲汤,推着他去楼下散步,给他读报纸——就像他当年对我做的那样。
有一天下午,阳光很好,我推着父亲在医院的小花园里晒太阳。他忽然说:“咱们回家吧,我想看看那棵老槐树。”
医生不建议出院,但我看着父亲的眼睛,点了点头。
回到老屋,我推着轮椅来到槐树下。父亲让我去屋里拿铁锹。“把那个许愿瓶挖出来吧,”他说,“我想再看看。”
我在树根旁挖了很久,终于挖到了那个已经生锈的饼干盒。打开来,里面有两张纸条。一张是我的字迹,歪歪扭扭地写着:“我要永远和爸爸在一起。”另一张是父亲的:“希望我的孩子一生平安快乐。”
父亲看着那张泛黄的纸条,笑了。“你看,我的愿望实现了。”
那一刻,我明白了很多事。明白了他为什么总是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,明白了他为什么从不抱怨我很少回家,明白了他那些欲言又止的电话背后,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思念。
爱从来都在那里,只是被生活、被时间、被自以为是的成熟蒙蔽了。我们总以为来得及,总以为以后还有机会,却不知道有些东西,错过了就是永远。
父亲是在一个清晨离开的。很安静,就像他的一生。整理遗物时,我在他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个笔记本。里面记录着我每次回家的日期,我每次打电话说了什么,还有我小时候的很多事。
最后一页写着:“我知道孩子忙,能偶尔回来看看我就很好了。她幸福,我就幸福。”
现在,我常常回到老屋,坐在门槛上,看着那棵老槐树。春天来了,树上长出了新芽。我把许愿瓶重新埋了回去,加了一张新的纸条。
上面写着:“下辈子,还做您的孩子。这次,换我来守护您。”
迟来的爱意汹涌,却让爱只能受控于有限的时间。但也许,正是这种受控,让我们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。在父亲最后的时光里,我倾注了所有曾经吝啬表达的情感;而父亲,也用他全部的生命,教会了我爱的最后一种形态——放手。
老槐树在风里轻轻摇晃,像在点头。我知道,有些爱,从来都不会太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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