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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复师:帮助患者重建生活能力的努力

    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小陈。他坐在轮椅上,头低着,眼睛盯着自己蜷缩的右手,像在看一个陌生的、不听话的东西。病房的窗帘半开着,阳光斜照进来,在他身上切出一道明暗的线,他就安静地待在阴影里。我才刚做康复师两年,那股子想“拯救”每一个病人的热血还在胸腔里滚烫地流着。我拿着他的病历,上面冷冰冰地写着:“脑卒中后遗症,右侧肢体偏瘫,言语功能障碍。”

    我走过去,蹲在他面前,尽量让视线和他齐平。“小陈,你好,我是你的康复师,我姓李。从今天开始,咱们一起努力,让你好起来,好吗?”

    他缓缓抬起头,眼神里空荡荡的,没有光,也没有希望。他张了张嘴,喉咙里发出几个模糊不清的音节,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最终,他放弃了,只是轻轻、几乎不可察觉地点了一下头。那一刻,我心里沉了一下。我知道,我面对的不仅仅是一具需要被“修理”的身体,更是一个被命运骤然击垮、封闭起来的灵魂。我的工作,是从唤醒这个灵魂开始的。

    我们的战斗,是从最微小的“零”起步的。他右边的身体几乎完全“睡着”了。第一次尝试抬胳膊,他憋得满脸通红,脖子上青筋暴起,那條胳膊却像有千斤重,纹丝不动。汗水顺着他的鬓角流下来,不是累的,是急的,是恨的。他喉咙里发出“嗬嗬”的、野兽一样绝望又愤怒的声音,然后用还能动的左手,狠狠地捶打自己那毫无知觉的右腿。

    我赶紧抓住他的左手。“小陈!小陈!看着我!”我声音很大,试图把他从那种自我毁灭的情绪里拉出来,“我们不急,真的不急。今天抬不起来,没关系。我们试试看,我帮你托着,你能不能让你的手指头,在我手心里动一下?就一下,像蚊子翅膀抖一下那样,行吗?”

    我把手摊开,垫在他的右手下面。他死死盯着自己的手指,全身都在用劲,整个人都在发抖。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,就在我都快要放弃的时候,我突然感觉到,我的掌心被一个极其微弱的力量,触碰了一下。真的,就像蝴蝶扇了一下翅膀,轻得几乎以为是错觉。

    “动了!”我几乎是喊出来的,“小陈你感觉到了吗?你的手指动了!它听你的话了!”

    他猛地抬起头,看着我,眼睛里第一次有了点别的东西,是难以置信,是星星点点的火苗。他再次尝试,那次“抖动”更明显了一些。虽然离“抬起”还差着十万八千里,但那一刻,我们俩都像打赢了一场至关重要的战役。我看着他,他看着自己的手指,我们俩居然一起笑了。那是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笑容,虽然短暂,却像乌云裂开了一道缝,阳光终于挤了进来。我明白了,康复不是要创造什么奇迹,而是守护住这一点点微弱的火种,然后,用耐心和汗水当燃料,让它一点点烧旺起来。

    日复一日,康复室里充斥着汗水、泪水和咬牙坚持的声音。我们像蚂蚁搬家,一点一点地重建他的世界。练习站立是最磨人的。他用腰部绑着保护带,我和另一个治疗师一左一右架着他,把他的身体从轮椅上“拔”起来。他的右腿软得像煮烂的面条,根本撑不住身体。全身的重量压下来,他疼得龇牙咧嘴,汗水瞬间就湿透了病号服。几分钟,对他来说像一个世纪那么长。

    “不行了……李老师……真的不行了……”他喘着粗气,声音里带着哭腔。

    “再坚持十秒,小陈!就十秒!十、九、八……”我大声地给他倒数,声音坚定,不容置疑。我知道,我一旦心软,他就垮了。他垮掉的不是身体,是那股刚刚凝聚起来的心气儿。

    “三、二、一!好!太棒了!你站了一分半钟!”我们把他慢慢放回轮椅,他整个人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,虚脱地靠在椅背上,闭着眼,胸口剧烈地起伏。但我在他紧锁的眉头间,看到了一丝挺过难关后的释然和骄傲。

    语言训练是另一场攻坚战。那些他曾经脱口而出的词语,现在像散落一地的珠子,他怎么也串不起来。他看着图片上的“苹果”,张着嘴,脸憋得通红,却只能发出“啊……啊……”的声音。挫败感让他变得暴躁,他会猛地推开面前的卡片,把脸埋进左手里,肩膀无助地耸动。

    我不催他。我把卡片捡回来,放好,然后拿起一个真苹果,在他面前晃了晃。“看,苹果。红红的,甜甜的,脆脆的。你以前最爱吃了,对不对?我们不说这个词,我们就试着发‘啊’的音,把嘴巴张开,像这样,‘啊——’”

    他慢慢抬起头,看着我夸张的口型,迟疑地,跟着我:“啊……”

    “对!就是这样!再来,啊——坡——,啊——坡——”我像一个教婴儿说话的母亲,不厌其烦。从一个单音,到一个叠词“妈妈”,再到“苹果”,当他第一次含糊不清地、完整地说出“苹果”这两个字时,他愣住了,然后眼泪“唰”地就流了下来。那不是悲伤的眼泪,是激动的,是找回自己一部分的狂喜。他一遍遍地重复着“苹果、苹果”,像个孩子得到了最甜的糖果。那一刻,整个康复室都安静了,所有人都看着他,为他高兴。我别过脸去,悄悄擦了擦眼角。我太懂了,这不仅仅是一个词,这是他通往过去熟悉世界的钥匙,他终于找到了一把。

    三个月后,他实现了第一次独立行走。从轮椅到平行杠,只有短短三米。对他而言,却像一场万里长征。他死死抓着杠子,右腿僵硬地、颤抖地向前迈,身体歪歪扭扭,每一步都摇摇欲坠。我和他家里人在两边,伸着手,虚扶着,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那几步路,他走了足足五分钟。当他终于走到尽头,扶着杠子转过身时,脸上全是汗水和泪水,但他却在笑,放声大笑,那笑声穿透了康复室的天花板,充满了力量。

    他出院那天,阳光特别好。他已经能自己拄着拐杖,慢慢地、稳健地走路了。说话虽然还有点慢,但已经非常清晰。他握着我的手,握得很紧。“李老师,”他说,“谢谢你,没有你,我可能这辈子就坐在轮椅上了。”

    我摇摇头。“小陈,你错了。你最该感谢的,是你自己。是你自己一次次疼得掉眼泪也没放弃,是你自己把那个词重复了上千遍。我只是一直在旁边告诉你,‘你能行’,然后陪着你,把那件‘不行’的事,一点点变成‘行’。”

    他走了,步伐缓慢却坚定。我看着他的背影,心里满是作为一名康复师独有的骄傲和慰藉。这份工作,没有手术台上的惊心动魄,更像是一个沉默的工匠,用时间、技术和一颗感同身受的心,去修补那些被病痛打碎的生活。我们修复的,不只是一条胳膊,一条腿,更是一个人的尊严,是他作为丈夫、父亲、儿子的角色,是他重新拥抱这个世界的勇气和能力。

    后来,我遇到过很多个“小陈”。有因为意外失去一条腿的年轻消防员,我陪着他从学着戴假肢,到能重新奔跑;有因帕金森手抖得握不住筷子的老教授,我们一遍遍练习,直到他能颤巍巍地自己吃完一顿饭……每一次,当他们完成那个看似不可能的目标时,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重生般的光芒,都让我觉得,我选择的这份职业,是天下最值得的工作。

    我办公室的墙上,没有锦旗,我让患者们留下了一张张照片。有第一次站稳的,有第一次自己吃饭的,有走出医院大门回眸一笑的。这些,就是我的军功章。我每天看着它们,就知道我所有的努力是为了什么——不是为了创造奇迹,只是为了陪伴一个个跌倒的人,找回他们作为普通人的、有尊严的日常生活。这条路很长,很苦,但每当看到他们眼里的光重新亮起来,我就觉得,一切都值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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