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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是他的外套。我丈夫的。
我们结婚三十年了。三十年，足够让两个人从陌生到熟悉，再从熟悉到一种近乎血肉相连的共生。他的习惯，他的气息，他存在的痕迹，早已像空气一样充盈在这个家的每个角落，平常到让人几乎忽略。而这件忘了带走的外套，如今却成了这空气里最沉重、也最具体的一缕。
我走过去，没有立刻把它收起来。手指轻轻拂过面料，是那种很普通的混纺料子，不算厚实，但很耐磨。他常说，这件衣服“经事”，穿着它伏案写字不心疼。袖口的地方，已经有些微微发亮，是常年与书桌边缘摩擦的结果。左边袖口的内侧，还有一个不仔细看就发现不了的、小小的墨水点，是前年除夕夜，他给孩子们写春联时，不小心被毛笔尖扫到的。当时他还懊恼地“啧”了一声，我笑他：“一件旧衣服，还当个宝贝。”他摇摇头，没说话，只是小心地用纸巾蘸了点水擦了擦，自然是没擦掉。那个墨点，就像一枚小小的、深蓝色的印章，烙在了上面。
衣领还保持着上一次被他穿着的形状，微微向里窝着，贴合着他脖颈的弧度。我甚至能想象出，他穿着这件衣服，坐在这张旧藤椅里，台灯的光晕勾勒出他有些花白的鬓角。他看书看得入神时，会无意识地用食指和中指的指节，轻轻敲打着桌面，发出笃笃的、细微而规律的声响。那声音，曾经是我夜里读书或写字时，最安心的背景音。
书房里的陈设，几乎都与他有关。书架上的书，大部分是他一本本淘回来的，历史的、文学的，还有一些我看不懂的棋谱。桌角的那个陶瓷笔筒，是我们去景德镇旅游时，在一个老匠人的作坊里买的，他说喜欢那种朴拙的手感。窗台上那盆文竹，也是他坚持要养的，说绿色养眼。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它修剪枯叶，用小喷壶细细地喷洒水雾。如今，文竹依然翠绿，笔筒还在原地，书架上的书也沉默地排列着，只有那张椅子空了，只有这件外套，代替他留在了这里。
这件外套的口袋，我后来仔细翻看过。右边口袋里，有一小把他爱吃的花生糖，用透明的糖纸包着，已经有些黏软了。他血糖有点高，我总控制他吃糖，他就像个小孩子一样，偷偷在口袋里藏几颗，看书累了的时候，悄悄塞一颗到嘴里。想到他当时那副带着点得意又怕被我发现的樣子，我的眼眶就忍不住发酸。左边口袋里，是一张对折得很整齐的超市小票，日期是他走的那天上午。上面列着的东西很寻常：一把小葱，一块生姜，还有一瓶我常用的护手霜。他一定是看到我前几天的那支快用完了。这些琐碎的、日常的细节，此刻却像一根根细小的针，密密地扎在心上，不剧烈，但那绵长而真切的痛楚，却无处可逃。
以前，他要是出差几天，家里也会突然安静很多。但我不会觉得这么空。因为我知道，他会回来。他的行李箱会再次打开，脏衣服会扔进洗衣机，他会带着外面的风尘和故事，重新填满这个空间。而现在，这种“空”是彻底的，是再也没有回应的。这件外套，成了一个静止的坐标，标记着一个永远无法再抵达的过去。
有好几次，我夜里睡不着，走到书房门口，从门缝里看到那件搭在椅子上的外套，在朦胧的黑暗中，轮廓依稀像一个人坐在那里。我的心会猛地一跳，几乎要脱口喊出他的名字。然而，黑暗里只有一片沉寂。那只是一个错觉，一个由思念和悲伤共同编织出来的幻影。
孩子们回来过，说：“妈，爸爸的衣服，该收的就收起来吧，老是这么放着，您看着更难受。”我点点头，说好，等天气好了，我就收拾。但他们不明白，我不是不想收，我是不敢收，不舍得收。这件他忘了穿走的外套，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件带着他体温的物件。它上面有他的味道，有他的习惯，有他生活的印记。一旦我把它叠好，放进衣柜的深处，就好像是亲手确认了，他真的不会再回来穿它了。就好像，我们之间那根最后的、无形的线，也要被剪断了。
所以，它就一直在那里搭着。早晨阳光好的时候，光线会透过窗纱，柔和地铺在灰蓝色的面料上，泛起一层浅浅的光晕。傍晚时分，夜色渐浓，它的轮廓就和椅背融为一体，变得模糊。我每天还是会进来，擦擦桌子，给文竹浇点水，有时就那么静静地站一会儿，看着那件外套。它不说话，它只是存在着。但这种存在，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诉说。
它诉说着一个男人在这个房间里的三十年时光，诉说着我们之间那些早已不必言说的默契与牵挂，也诉说着生命中最深刻的失去与最绵长的思念。
也许有一天，当我的心痛被时间磨得稍稍钝了一些，当我的思念不再是这般汹涌的潮水，而变成了平静而深邃的湖泊，我会把它好好地收起来。但不是现在。现在，就让它在那里吧。就让它假装，它的主人，只是出了一趟远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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