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住在城中村的自建房,顶楼,铁皮搭的。夏天像蒸笼,冬天像冰窖。下雨的时候尤其热闹,床头放个盆,床尾放个桶,叮叮当当的,他搂着我说:“听,像不像交响乐?”房间里只有一张床,一个二手衣柜,桌子是用砖头和木板搭的。可就是在那间屋子里,他每晚给我读诗,海子的,顾城的。“从明天起,做一个幸福的人,喂马,劈柴,周游世界。”他的声音很好听,在雨声里显得特别干净。
他送过我最好的礼物,是一瓶香水的小样,不知道从哪儿来的。那么小一瓶,我用了整整一年,每次只舍得在手腕点一下。到现在,我还记得那个味道,清新的柑橘调,后来才知道叫尼罗河花园。他不好意思地说:“等以后,给你买最大瓶的。”我说不用,这个就很好。
后来啊,日子真的慢慢好起来了。像他说的那样,我们从铁皮屋搬到一室一厅,再搬到两室一厅。第一次住进有电梯的小区那天,我们在光洁的地板上坐了很久,看着雪白的墙壁,觉得像在做梦。
我开始买得起那些曾经只能隔着橱窗看的东西。给他买三千块的手表,一万块的西装。我想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他,补偿那些年他陪我吃过的苦。可他好像并不开心。
他不再读诗了。那些诗集还放在书架上,蒙了灰。我给他买的书,他都笑着说好,却再也没翻开过。他也不再是那个会说“雨声是交响乐”的人了。现在下雨,他会皱着眉说:“阳台衣服又白晾了。”
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?可能是从我越来越忙开始。创业第三年,我几乎住在了公司。回家时常常是深夜,他要么睡了,要么在书房打游戏。我们像两个合租的陌生人,客气得让人心慌。
有一次我签了个大单,兴奋地回家告诉他。他正在煮面,头也不抬地说:“哦,恭喜。”我说咱们出去吃吧,庆祝一下。他说面都煮好了,别浪费。那瞬间,我突然觉得特别没意思。我想要的庆祝,他给不了了;他想要的简单,我也给不了了。
最伤人的那次,是我生日。我订了全市最好的餐厅,穿着新买的裙子等他。他从头到尾都在看手机,我说什么,他都“嗯”“啊”地应付。最后我忍不住了,问他到底怎么了。他说:“你不觉得这样很累吗?吃个饭非要来这种地方,拘束得很。”
我愣住了:“以前你说过,要带我去最好的餐厅。”
他苦笑:“那是以前。现在我觉得,还不如在家煮碗面。”
那一刻我才明白,我们之间隔着的,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。在那些我拼命往前跑的日子里,他停在了原地,或者说,他回到了最初想要的状态。他要的从来不是锦衣玉食,而是两个人简简单单地在一起。
上个月,他搬走了。收拾东西时,他拿起那瓶尼罗河花园的香水——我已经买了最大瓶的,放在梳妆台上最显眼的位置。他看了看,又放下了。
“这个味道,还是记忆里的最好。”他说。
我哭了。我知道,他说的不只是香水。
他走后,我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。有时候半夜醒来,还会下意识地往旁边靠一靠,却只摸到冰凉的床单。那些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一切——真皮沙发、大理石餐桌、巨大的落地窗,现在都成了寂寞的摆设。
我常常想起那个夏天,我们分吃一碗凉皮,他把自己碗里的面皮都挑给我,自己啃着豆芽,笑得像个孩子。那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,却拥有全世界。
现在什么都有了,却把他弄丢了。
也许有些人,真的只能共苦,不能同甘。不是因为谁变了心,而是在通往幸福的路上,我们渐渐活成了对方不认识的样子。他要的是一片菜园,一方小院,炊烟袅袅;而我要的是高楼大厦,霓虹闪烁,前程万里。没有谁对谁错,只是我们想要的幸福,早就不一样了。
那瓶小样香水早就用完了,可我一直留着那个空瓶子。偶尔打开闻一闻,还能想起那些年在铁皮屋里,他给我读诗的声音,和着雨声,一声声,敲在心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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