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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人反而会被逼出一种破釜沉舟的勇气。一天晚上，我盯着窗外夜市星星点点的灯火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：人家能摆，我为什么不能？本钱小，周转快，就算亏，还能把五百多都亏完不成？
念头是有了，可卖什么，成了第一个难题。那几天，我像个游魂一样，把城里几个大的夜市和菜市场逛了一遍又一遍。看人家卖袜子、卖手机壳、卖小吃。最终，我把目光锁定在了袜子和小饰品上。原因很简单：第一，本钱低，几块钱就能进一双，压货压力小；第二，没损耗，不像水果蔬菜会烂掉；第三，我觉得这是刚需，谁不穿袜子呢？而且，如果能进点有特色、质量好的，说不定能有点竞争力。
方向定了，接下来就是实战。我揣着那五百多块“巨款”，生平第一次踏进了本地的批发市场。那场面，真是开了眼。人挤人，拉货的小推车横冲直撞，空气中弥漫着各种布料和塑料的味道。我怯生生地一家家问，声音小得自己都快听不见。老板们个个精明，看我这样子，要么爱答不理，要么报价虚高。碰了一鼻子灰，我蹲在市场门口，啃着馒头，心里直打退堂鼓。
后来，我学乖了。不能说是自己摆摊零卖，就装成是替老家小店进货的，问价的时候也硬气了点：“这个怎么拿？量大什么价？” 就这么连蒙带骗，终于在一个面相看着还算和善的大姐那里，批发了六十双棉袜，又挑了些简单的发圈、耳钉。算上买一个二手折叠桌、一块深色绒布和一个小台灯的钱，五百多块钱瞬间缩水到只剩几十块。抱着那一大包货回家的时候，我的手心全是汗，那不是兴奋，是害怕。我把它们整整齐齐码在墙角，像守着一堆脆弱的希望。
选址更是考验。好的市口早被常年摆摊的“老江湖”们占了，我这种新人，只能捡漏。最后，在一个离主干道稍远、人流还算可以的巷子口，我找到了一个勉强能放下小桌的位置。出摊第一天，我磨蹭到天快黑透才出去，生怕碰到熟人。把桌子支开，布铺平，货物一样样摆好，打开那盏昏黄的小台灯，我就缩在桌子后面，恨不得把自己藏起来。有人经过，我心砰砰跳，头都不敢抬，更别说吆喝了。结果可想而知，枯站了三个多小时，一双袜子都没卖出去。收摊的时候，隔壁卖炒饭的大哥都看不下去了，递过来一根烟，说：“小伙子，你这不行啊，做买卖得张嘴，你得喊呐！”
那句话像根针，扎醒了我。是啊，我都惨到这地步了，还要什么面子？面子能当饭吃吗？
第二天，我喝了点白酒给自己壮胆，站到了桌子旁边。有人看过来，我就鼓起勇气说一句：“看看袜子吧，纯棉的，舒服。”声音还是发抖，但总算出了声。那天晚上，我卖出了第一双袜子，是一位阿姨，买了三双，收了十五块钱。捏着那三张皱巴巴的纸币，我差点当场哭出来。那不是钱，那是我能活下去的证明。
慢慢的，我脸皮厚了，也摸索出一点门道。我发现，把袜子按颜色分类摆，看起来更整洁；主动告诉客人“可以随便试，舒服再买”，能增加成交率；夸夸阿姨气质好，配某个颜色显年轻，大姐一高兴可能就多买两双。我还进了点成本稍高但款式可爱的袜子，专门吸引年轻女孩。我的“商业模式”极其简单：薄利多销，态度要好。别人卖十元两双，我卖十元三双，虽然利润薄，但走量大。我清楚地记得，生意最好的一个晚上，我卖了两百多块钱，净利润差不多有八十块。收摊后，我去吃了一碗加了牛肉的拉面，那是我一个月来吃得最踏实、最香的一顿饭。
当然，苦头一点没少吃。被城管撵过，抱着桌子狼狈逃窜，货撒了一地；遇到过挑剔的客人，把袜子翻得乱七八糟最后啥也没买；也经历过连续几天的阴雨，出不了摊，在家干着急，看着越来越少的米缸发愁。冬天，守着摊子，脚冻得像冰块；夏天，被蚊子咬得满腿包。但这些，跟生存的压力比起来，好像都不算什么了。
就这么风里来雨里去，我的小摊竟然慢慢站稳了脚跟。有了一些回头客，她们会跟我说：“小伙子，你家的袜子质量不错，不起球。” 后来，我用攒下的钱，换了一个大一点的折叠架，货品也增加了围巾、手套之类。虽然还是拮据，但至少，房租能按时交了，能吃上正常的饭菜了，能给家里寄点钱，告诉他们我“创业”有点起色了。
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段摆摊的经历，刻骨铭心。它没让我发大财，甚至没能让我摆脱底层挣扎的状态。但它给了我最重要的东西——活下去的底气，和从头再来的勇气。它让我知道，生活把你摁在地上摩擦的时候，你与其躺着哭，不如想办法从泥地里抠出一颗钉子，哪怕只能划亮一点微弱的火星，那也是光。那张小小的摊位，就像我那时在生活这片苦海里，亲手为自己扎下的一个木筏，简陋，但能载着我，摇摇晃晃地，驶向下一个黎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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