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人文章
那时候刚搬了新家，书房空着一面墙，我就琢磨着买个书架。在网上逛了半天，被那些设计简约、线条流畅的书架迷住了——图片上它们立在雪白的背景前，层层叠叠，整齐划一，像列队的士兵。商品详情页用醒目的字体写着“极简设计”“北欧风格”，我几乎没怎么犹豫就下了单。
快递送到那天，我兴冲冲地拆开包装。板材、螺丝、说明书，一切井井有条。按照图纸，我花了整个下午把它组装起来——当最后一个螺丝拧紧，这个浅木色的书架稳稳靠墙站立时，我心里满是成就感。
问题是在我开始往书架上放书时慢慢浮现的。
第一层，我放了些平常爱读的散文小说，高度刚刚好。第二层打算放那些精装的大部头，可一放上去就发现不对——层板之间的高度是一样的，我那本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的精装本竖着放不进去，斜着插又怕把书脊弄坏。试了几次，最后只能让它平躺着。
这还只是开始。
越往上整理，问题越多。第三层我想放些画册和相册，同样遭遇了“身高歧视”——那些大开本的画册像受委屈的大个子，不得不低头弯腰才能挤进这个均码的隔间。而到了放小开本书籍的那层，上方又空出一大截，白白浪费了空间。
最让我难受的是整理到那套《莎士比亚全集》的时候。这是爷爷留给我的，老版的硬壳封面已经微微发黄，书页边缘有着常年翻阅留下的毛边。这套书对我来说不只是书，更是念想。可现在，它们无法完整地站在任何一层——要么太高放不进去，要么放进去了上面空着一大块，看着别别扭扭。
我蹲在书架前，徒劳地试着把书以各种角度塞进去，手指摩挲着粗糙的书脊，突然想起爷爷书房里那个老书架。那是他自己打的，用的旧木料，甚至算不上精致，但每一层的间距都不一样——矮的那层放他的笔记和信件，高的那层放辞典和史料，中间不高不矮的正好容纳他的那些文学书籍。爷爷常说：“书架嘛，就得顺着书的性子来。”
可现在这个崭新的书架，它不懂书的性子。它用统一的、标准的间距，要求所有不同身高、不同来历的书籍都适应它的规矩。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尝试了各种方法来“驯服”这个书架。把大书平放，小书前面再塞一排，甚至拆掉了一些书的外封。表面上看，书都放进去了，可每次走近，都能感觉到一种勉强和委屈。那些平放的书要取出底下那本得先搬开上面的；斜插的书总让人担心会变形；而每一层上方浪费的空间，像在无声地嘲笑着我的妥协。
有一次朋友来家里，夸这个书架好看。我苦笑着指给他看那些窘迫地挤在固定高度里的书，他耸耸肩：“现在不都这样吗？买来的书架都长一个样。”
是啊，都长一个样。可书不是都长一个样啊。
我的书们来自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地方：有大学时省吃俭用买的第一套《百年孤独》，封面已经磨损；有在二手市场淘到的八十年代出版的《沈从文小说选》，纸页泛黄；有朋友从国外带回的英文原版小说，开本窄长；还有孩子厚厚的绘本，方方正正像块砖头。它们形态各异，就像它们承载的思想一样无法被标准化。
而这个书架，它不理解这种多样性。它的设计背后是工业化生产的逻辑——统一规格意味着更低的成本、更高的效率、更便捷的运输。这些道理我都懂，可当我面对的是一个个具体而独特的书籍时，这些道理就显得那么不近人情。
现在这个书架还在我的书房里，每天都能看见。时间久了，我好像也慢慢习惯了这种别扭的共存。只是偶尔，当我想取出某本书特别费劲时，或者看到某本心爱的书因为摆放不当而开始变形时，还是会想起下单时网页上那个完美无缺的效果图。
那个效果图里，所有的书都奇迹般地高度一致，像是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。而现实是，我的书们高矮胖瘦各不相同，就像生活本身，从来拒绝被简单地标准化。
最近我开始留意本地的木工师傅，想定做一个书架。不需要多么时尚的设计，不需要多么完美的漆面，只要求一点：每一层的间距都可以不同。我要让每一本书都找到它舒服的位置，让高个子能挺直腰板，让小不点不用在空旷里显得孤单。
也许有一天，我会亲手拆掉现在这个“完美”的书架，不是因为它是坏的，而是因为它太好了，好到不愿意为任何一本书改变自己。而一个好的书架，我想，应该像一位智慧的朋友，懂得包容差异，懂得为每一个独特的灵魂调整自己的姿态。
毕竟，书的世界本来就是参差多态的，承载它们的架子，又怎么能要求整齐划一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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